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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很多网络文章在谈苏东坡和弟弟苏辙的关系。有的猛夸苏辙是“大宋第一暖男”;有的说苏辙不惜用官位给苏东坡赎罪,为了拯救哥哥才一路做到宰相,还拿出巨款为哥哥还房贷,处处以兄长为先,颇有“兄控”情结……
在真实历史中,苏辙对苏轼确实很好,但要说他是为了哥哥还房贷,为了哥哥而当宰相,那就太扯了。
侍奉父亲,让哥哥先去做官
我们先简单聊聊苏轼和苏辙的前半生。
唐宋八大家,苏家占了仨:苏洵、苏轼、苏辙。其中苏洵是老爸,苏轼是大哥,苏辙是小弟,关于这一点,人所共知。事实上,苏洵总共生了仨儿子,大儿子名叫苏景先,在苏轼3岁(虚岁,下同)那年不幸夭折了。照这个排行,苏轼是老二,苏辙应该算老三。
苏轼和苏辙同父,但未必同母,因为老爸苏洵娶有一妻二妾,妻子姓程,两个小妾分别姓杨和姓任。程氏生了苏轼,史有明载,但苏辙是谁生的呢?可能是程氏生的,也可能是杨氏或者任氏生的。
传说苏轼还有个妹妹,人称“苏小妹”,嫁给了苏轼的得意门生秦少游。实际上苏轼没有妹妹,只有一个姐姐,在眉山大家族中排行第八,人称“苏八娘”。苏八娘嫁到眉山官宦之家,20岁左右被虐待至死,所以当苏轼哥俩做官以后,很长时间都不跟姐姐的婆家来往。
苏轼和苏辙在同一年结婚,那年苏轼19岁,苏辙才16岁。婚后第二年,哥俩就跟随父亲苏洵进京考进士。苏轼和苏辙同时考中,但苏洵却落榜了。考中进士后,哥俩又参加国家公务员选拔考试(时称“铨试”),都没能通过。直到公元1061年,哥俩再次进京,终于在最高级别的选官考试(时称“制举”)中取得优异成绩。当时苏轼26岁,苏辙23岁。
公元1062年,苏轼正式进入官场,被派往陕西做官,而苏辙则谢绝了朝廷的派遣,留在京城开封侍奉苏洵。苏轼在陕西凤翔府(今宝鸡市)当了三年“签判”(全称“签书判官厅公事”),苏辙则在开封侍奉了三年老爸。也就是说,为了向父亲尽孝,同时也为了让哥哥安心工作,苏辙放弃了早早做官的机会。用儒家伦理讲,他做到了“孝”和“悌”,堪称道德标杆。
公元1065年,苏轼从陕西回到开封,改做京官。眼见哥哥回京,父亲有人侍奉了,苏辙才前往河北大名府担任“推官”,那是他在官场的第一份工作。
但苏辙到大名府刚一年,父亲就去世了,苏辙和苏轼扶柩还乡,丁忧守制,直到1069年才再次进京。进京后,苏轼在开封府做“推官”,苏辙被派往陈州(今河南周口)做“教授”。此后十年里,苏轼仕途都很顺利,从推官升通判,从通判升知州,在各地岗位上不断升迁。苏辙呢?一直当副职,不过官衔也在升迁。
乌台诗案,替哥哥向皇帝求情
但是到了1079年,苏轼在浙江湖州当知州的时候,出大事了,著名的“乌台诗案”来了。
关于乌台诗案的前因后果,各种论述车载斗量,这里无需啰嗦,我们只看看苏辙在此案中的表现。
案发之时,远在湖州的苏轼毫不知情,而正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做签判的苏辙因为离开封很近,收到了好友王诜王驸马的书信,赶紧派仆人骑快马飞奔湖州。遗憾的是,那个仆人半道上耽搁,让抓捕苏轼的钦差赶到了头里。当然,就算仆人能提前赶到湖州,也不能扭转案情,但至少可以让苏轼有个思想准备。
1079年八月十八,苏轼被押解到开封,当天深夜下了大狱。苏辙先托京城友人打探案情,然后向皇帝宋神宗上书求情。这篇文章叫《为兄轼下狱上书》,全文有几百字,我们只摘录其中最关键的几句:
“臣早失怙恃,惟兄轼一人,相须为命,今者窃闻其得罪,逮捕赴狱,举家惊号。”微臣早年丧父,与兄长苏轼相依为命,如今得知他被捕入狱,全家惊恐,痛哭失声。
“轼居家在官,无大过恶,惟是赋性愚直,好谈古今得失。”我哥苏轼本性并不坏,仅仅是天性耿直,爱发议论,被人抓住了把柄。
“臣欲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非敢望末减其罪,但得免下狱死为幸。”微臣愿意将所有官职还给朝廷,只求陛下开恩,不敢奢望您免去他的罪过,但愿您能饶他一死。
苏辙与苏轼的兄弟感情向来深厚,所以这篇文章发于肺腑,绝无水分。
宋人笔记《萍洲可谈》记载,苏轼被捕,惊慌失措,妻儿在后面大哭跟随,走到湖州西门时,苏轼朝天高喊:“子由,以妻子累尔!”意思是希望远方的苏辙能听见,自己生死未卜,只能将老婆孩子托付给他了。
另一部宋人笔记《避暑录话》记载,苏轼入狱,未知生死,让大儿子苏迈探听案情,如果听到宣判死刑的噩耗,就送一条鱼到狱中。哪知一个月以后,苏迈离京借钱,请亲戚送牢饭,亲戚误送腌鱼。苏轼见鱼大惊,写绝命诗寄给苏辙:“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诗意很明确,先说将家属托付给苏辙,又说但愿来生还能跟苏辙做兄弟。
常有学者以“宋朝不杀士大夫”为理由,怀疑以上两段记载的真实性。其实宋朝皇帝从来没有“不杀士大夫”这条祖训,不信可以翻翻《宋史》:宋神宗曾将文官李逢凌迟,宋哲宗曾将王安石的外孙吴侔凌迟,宋钦宗派人杀死了蔡京的儿子蔡攸,宋高宗砍了太学生陈东的头,又将“篡位”的大臣张邦昌赐死。到南宋中叶,更有宰相韩侂胄、大臣苏师旦、状元华岳等人被杀……所以在乌台诗案里,只要皇帝真的动怒,苏东坡绝对难逃一死。
苏东坡怕死吗?当然。趋利避害是人之本能,喜生畏死是人之天性,就连苏东坡也不例外。但在小命难保之时,苏东坡第一个想到的总是苏辙。
不过还必须说明的是,当时宁可罢官也要为苏轼求情的人还有很多,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其中包括驸马王诜、苏辙的上司张方平、苏轼的同乡范镇、苏轼的同学章惇、苏轼的学生黄庭坚、黄庭坚的舅舅李常、黄庭坚的岳父孙觉、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这些人都是官员,有的还是高官。后来苏东坡出狱,流放黄州,这些求情者也都受到牵连,有的被罢官,有的被降级,有的被罚款。
比哥哥成熟,但也比哥哥迂腐
比较哥俩的性格,苏东坡更加直率,更加幽默,更喜欢开别人玩笑,所以树敌较多。苏辙呢?少年老成,城府较深,所以在后半生升官更快。
宋哲宗在位时,奶奶高太后垂帘听政,苏轼兄弟都得到重用。苏轼从杭州知州升礼部侍郎,又从礼部侍郎升礼部尚书。苏辙从户部侍郎升御史中丞,又从御史中丞升尚书右丞。宋朝搞的是群相制度,朝堂上一群宰相,其中“尚书右丞”只比“尚书左丞”低半级,相当于副宰相。到这时候,苏辙的官位已经比苏轼高了。
苏辙为什么能做更大的官呢?因为那时候实际上的国家领导人并非宋哲宗,而是高太后。高太后非常谨慎,所以更喜欢生性谨慎的苏辙。
但苏辙有时候又太谨慎了,谨慎到了简直欠揍的地步。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公元1091年六月,西夏十万大军入侵陕西,屠戮军民万余人。高太后召集群臣商讨对策,另外几个宰相都主张出兵反击,苏辙却极力反对。
苏辙说:“凡欲用兵,先论理之曲直。我若不直,则兵决不当用。”出兵先看占不占理,如果我方不占理,坚决不能出兵。苏辙又说:“夏人引兵十万,直压熙河境上,不于他处作过,专于所争处杀人,此意可见。此非西人之非,皆朝廷不直之故。”西夏干什么出兵十万来打我们呢?因为我们对不起西夏。苏辙还说:“边臣贪功生事,不足以示威,徒足以败坏疆议,理须戒敕。”边疆守将跟西夏交战,属于贪功生事,于我大宋不利,朝廷应该申斥守将。
其实西夏一直在攻打北宋边疆,王安石变法时期成功反击,夺回失地,还修筑了许多堡垒。司马光一执政,不仅将那些土地拱手送给西夏,还拆除了绝大部分堡垒。作为司马光的追随者,苏辙继续坚持绥靖政策,处处对西夏退让。他真实的想法其实是:西夏可以不遵守约定,我们大宋不能不遵守,因为一打仗就没好果子吃,“兵起之后,兵连祸结,三五年不得休,将奈何?”(苏辙《颍滨遗老传》)假如我们穿越到宋朝,给苏辙解释“和平是打出来的,不是求出来的”这个道理,他不但听不进去,还会骂我们“贪功生事”。
等到高太后薨逝,宋哲宗亲政,苏辙的相权很快就被剥夺,为啥?不仅是因为宋哲宗想要改换朝臣班底,也是因为少年皇帝年轻气盛,早就对苏辙的绥靖外交反感透顶了。
弟弟为啥没钱买房?因为厚嫁了五个闺女
假如抛开军国大事不谈的话,苏辙倒显得亲切可爱,像个真正的暖男。
苏辙有几首诗提到买房的事,其中一首五言诗的开头是:“我老无定居,投老旋求宅。”另一首五言诗的开头是:“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还有一首七言诗:“我年七十无住宅,斤斧登登乱朝夕。”诗意都差不多,都是说自己到晚年还没有房子。
其实苏辙早年在开封是有房子的,那是父亲苏洵买的,位于开封内城西门宜秋门(俗称“老郑门”)附近,取名“宜秋园”,又叫“南园”。苏洵一辈子没考中进士,晚年靠欧阳修举荐才当上九品小官,俸禄极低,根本付不起房款,向同乡大臣范镇借了很多钱。这笔债由谁来还呢?主要由苏东坡偿还。苏东坡做官早,前半生的官位也比苏辙高,有能力替父亲还债。
乌台诗案之后,苏轼和苏辙先后被贬,不在京师居住,于是托人卖掉了宜秋园。此后苏轼在黄州建造“雪堂”,苏辙在筠州建造“东轩”,都属于自建房。后来哲宗即位,二人回京,苏轼在常州宜兴买下一座农庄,苏辙仍旧没有买房,但却在开封城郊买了几百亩农田,租给佃户耕种。
苏辙买房是在70岁那年,地点是在颍州(今河南禹州),房子是一座破旧的大院子,将近百间,最后被苏辙扩建到百余间。那是苏辙第一次买房,也是最后一次。苏辙官至宰相,俸禄极其优厚,为何到70岁才买房?倒不是他不想买,而是因为他开销太大了。
千万不要相信那些信口雌黄的网文,说苏辙将全部积蓄都拿来帮哥哥。从哥俩现存的信札来看,苏轼在经济上帮助苏辙的次数倒更多一些,因为苏辙的女儿很多。苏辙总共生了七个女儿,其中两个夭折。为了让五个女儿出嫁得风光一些,苏辙几乎花光了毕生积蓄。据苏辙的孙子苏籀在《栾城遗言》一书中记载,仅仅是第五个女儿出嫁,苏辙就卖掉了开封城郊的几百亩地,换来9400贯铜钱,全部做了嫁妆。按照购买力,这9400贯铜钱相当于现在人民币750万元!
为了嫁闺女,竟然卖地卖房甚至还要借债,现代人听了可能会感到稀奇,其实在宋朝一点儿也不稀奇。宋朝家训经典《袁氏世范》写道:“当早为储蓄衣衾、妆奁之具,及至遣嫁,乃不费力。若置而不问,但称临时,此有何术?不过临时鬻田庐。”生了女儿就要早早地准备嫁妆,假如等到出嫁时才去准备,怎么来得及呢?恐怕只能卖房子卖地了。
宋朝盛行厚嫁之风,南宋初年跟随宋高宗南渡的大臣李光生了个女儿,朋友写信祝贺,李光回信道:“家有五女,贼盗不过其门。”你们就别祝贺了,我发愁还来不及呢!没听俗话说吗?谁家要是生了五个女儿,连小偷都不屑于光顾他们家。而苏辙刚好有五个女儿存活,所以苏轼在写给同学章惇的一封信里感叹:“子由有五女,负债如山积。”我弟弟苏辙不幸生下五个女儿,欠下一屁股巨债。
那么好,答案来了:苏辙做那么大官,为啥买房那么晚?是因为帮哥哥还债吗?错,是因为嫁女儿把钱花光了。(李开周)
来源:北京青年报
落【有草有水有口】
落溪 落思 青落 心落
雨落 涧落 莞落 妤落
落津 落颖 落华 落清
落沅 落芮 落林 落茜
荨【有草】
唯荨 沐荨 绾荨 荨悠
荨源 荨悦 萧荨 梦荨
月荨 佳荨 芮荨 初荨
乐荨 泽荨 越荨 娜荨
苡【有草】
苡琳 苡芯 苡珈 苡桓
苡皓 苡航 苡萱 苡瑾
苡芊 苡临 苡珂 苡柠
苡弦 苡洵 苡颜 苡桐
浚【有水】
浚屿 浚陌 浚辞 浚熙
浚辰 浚澈 浚颜 浚洛
浚烨 浚萱 浚涵 浚枫
浚旭 浚哲 浚祁 浚梦
洛【有水有口】
洛辰 洛薇 洛星 洛玄
洛骏 洛彬 洛坤 洛瑞
洛诺 洛舟 洛颜 洛尧
洛皓 洛楷 洛惟 洛靖
洵【有水】
洵岳 洵卓 洵铭 洵坤
洵芷 洵玥 洵瑶 洵璟
宇洵 家洵 泽洵 浩洵
诗洵 琪洵 鸣洵 洵澄
浛【有水有口】
晋浛 浛润 博浛 浛舟
玥浛 颖浛 佳浛 冰浛
思浛 肖浛 依浛 浛澈
浛漾 浛惟 浛亦 浛初
桐【有木有口】
桐禹 潇桐 桐欣 桐旭
语桐 桐茹 桐淇 桐悦
桐瑶 煜桐 昊桐 嘉桐
乐桐 向桐 桐哲 桐杰
楚【有木】
楚一 楚凡 楚勋 楚博
楚君 楚哲 楚奕 楚宁
楚宇 楚安 楚尘 楚尧
楚峰 楚帆 楚希 楚彦
森【有木】
宇森 森博 牧森 森昶
森硕 森柠 屿森 森辉
森秒 骏森 淇森 森帆
琪森 唯森 可森 森御
有人曾说,陈独秀和胡适之间的友谊不能用常人的眼光看待,因为二人性格迥异,还经常摆出一副老死不相往来的面孔,可在大事大非面前,二人又能瞬间化干戈为玉帛。
鲁迅就曾经这样评价二人:“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
鲁迅的评价,不可谓不精辟。
与人打交道,陈独秀总是剑拔弩张,胡适则待人温厚平和。但即便是争论得再激烈,二人也都严格遵循一个原则——“君子绝交不出恶声”,这是陈独秀的主张,亦是胡适的观点,因此两人即便矛盾再大,也会“很客气地辞别”。
相 识
1915年,刚刚从日本回国创办《青年杂志》的陈独秀,与亚东图书社老板汪孟邹闲谈。
《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专号封面
期间汪孟邹谈到,他有位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哲学的老乡,文笔极佳。陈独秀当即问道:你是说胡适之吗?
汪孟邹大感惊讶,后来才得知,陈独秀早在日本留学时就曾收到一位美国留学青年的来信,当时便对他的文采大加赞赏,而这个人,就是胡适。
回国后,陈独秀对胡适的文笔依旧念念不忘,此番听说汪孟邹与之是老乡,便动起了向胡适约稿的心思。
这稿约的可谓一波三折……但也许就是缘分使然,陈独秀和胡适这两位素未谋面的文人,竟然在几封书信的往来间,成就了一番传奇的友谊。
陈、胡未曾谋面,便在《新青年》这块阵地上发起了新文化运动,他们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运动口号,宣扬民主与科学,诸多新思想、新理论在当时相对封闭落后的中国迅速蔓延开来,焕然一新的文字风格也为看惯了八股文的年轻人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窗。
这场影响力极大的运动,也为早就想将陈独秀招致麾下的,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添了一把火。
陈独秀与蔡元培
1917年1月13日,蔡元培正式将陈独秀招致麾下,任北大文科学长,每月发放300元薪酬给他,这对正在穷困潦倒中的陈独秀而言,无异于雪中送炭。
然而在当时的北大内部,传统文学还占据着主导地位。陈独秀自觉孤助无援,他又想到了自己曾向蔡元培力荐的伙伴——胡适。
正是蔡元培的成全,使得陈独秀和胡适这两位相隔万里的伙伴终于有了共事的机会。
陈独秀和胡适的到来,无疑让蔡元培时期的北大如虎添翼。此时的北大文科部,既有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等旧教员,又有陈独秀、胡适、刘半农、鲁迅、周作人等人新思想的汇入,使得当时的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在北大刮起,并迅速在全国流行起来。
分 手
几封书信,促成了陈独秀和胡适传奇般的友谊。按理说,二人从素昧平生发展成知己、同事,理应有一个完美的大结局,然而二人的关系却并未像大家预想的那样发展。
胡适从美国回到上海后,曾发誓20年不谈政治,20年离开政治,只从教育思想文化等方面入手追求一种非政治的文化基础,这与陈独秀“不谈政治”的宗旨是契合的。然而1919年11月11日,一战停战的消息传来后,陈独秀竟忍不住在《克林德碑》一文中舞文弄墨,饱含情感地形容起北京市民欢庆胜利的景象。
同时激情澎湃的还有蔡元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胡适,然而恰在此时,胡适的母亲去世了,他“谈政治”的热忱一下子沉寂了下去,再加上他本来就更加热心于文艺,所以但凡遇到陈独秀管他要有关政治的稿子,他也只是敷衍几篇了事。
之后,二人在政治、思想上的碰撞多了起来,分歧日渐凸显,这引起了有意与政治保持距离的胡适的不快,乃至后来二人爆发了激烈的矛盾。
胡适与陈独秀因《新青年》结缘,也因《新青年》分手,然而二人始终未在公众场合表达过对对方的不满,直到30年后,胡适回忆起这段历史还明确地表示他和陈独秀之间的矛盾并非个人矛盾,而有关主义。
二人也并未因此中断往来,恰恰相反,陈独秀此后曾有过数次被捕的经历,甚至差点丢了性命,正是因为胡适的出手相助,才得以化险为夷。
营救
陈独秀和胡适的关系,就像是两条曾经汇聚于反封建主干道的河流,大部分的时间,它们分流而去。不过,在这两条河流中间似乎总有一些支流将它们连结,藕断丝连的二人时而势不两立,时而同仇敌忾,时而在关键时刻为对方挺身而出。
1922年8月9日下午,陈独秀的新居——上海法租界环龙路铭德里二号闯进了一帮不速之客。这几个人,是法总巡捕房特别机关探长西戴纳、督察员黄金荣、探子程子卿、李友生和包探曹毅卿。
他们所来当然不是什么好事,而是以陈独秀家中藏有违禁书籍的名义,将陈独秀抓进了牢房。
这并不是陈独秀第一次被捕,所以他也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恐惧,他照例配合巡捕做完询问笔录,又被量了身高:一米六三。
陈独秀被捕当晚,胡适就得知了消息,并在一个大雨过后的清晨,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时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的顾少川,详细说明陈独秀案内的证据,并说法国人今年做的事,实在大伤中国青年的感情,请他以此意劝告法公使,请他们不要如此倒行逆施,惹出思想界“排法”的感情。
复审当天,律师博勒在公堂上说,陈独秀家中确实有《新青年》杂志,但他家仅有此书,并无印刷设备,因此也不违背法租界条例。
就这样,法国会审官商议后,判罚陈独秀大洋400元,由保人保出,所抄书籍一律销毁。
第二天,顾少川秘书便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胡适,胡适连声道谢。
陈独秀十分感念胡适搭救之恩,他写信给对方,并寄出自己的一篇文章——《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给胡适新创办的《努力》杂志,虽说陈独秀的观点依然与胡适相左,但二人抛开思想之外的情感却从未间断。一直以来,陈独秀就好像是那个冲锋在前、无所畏惧的少年,而胡适则像是一个心思缜密的长辈,穷尽所能为其搭建了一个又一个避难所。
最后的共鸣
晚年的陈独秀,依然没有改变自己的一身傲骨。
1937年,刚刚出狱不久的陈独秀去中英协会和胡适等人晤谈,期间胡适对陈独秀说:“我觉得仲甫可以进国防参政会,现在国难当头,正是用人之际……我现在也是国防参政会参议院,仲甫若进来,我们又可以轰轰烈烈在一起干了。”
面对胡适的邀请,陈独秀丝毫没有给这位曾多次营救他的老朋友面子,直摇着头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
胡适听了默不作声,他知道陈独秀的脾气,也不便再强求。而这次不算愉快的会面,也成了二人此生当中最后一次晤谈。
晚年的陈独秀选择偏居在四川江津的一个小县城,过着贫困潦倒的生活。此后,陈独秀与胡适就没有什么联系了。然而在陈独秀最后的日子里,乃至他去世以后,两人在思想上的共鸣依旧没有中断。
也许胡适也没有想到,二人最后的共鸣,竟是在陈独秀过世之后产生的。他将老友的遗著重新编辑出版,定名为《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
他还为这本书撰写了一篇序言,由衷赞美老友在“最后见解”中发掘出民主真谛的意义。他说:“我觉得他的最后思想——特别是对于民主自由的见解,是他‘深思熟虑了六七年’的结论,很值得我们大家仔细想想”。
有人说,晚年的胡适变得无所畏惧,这与当年的陈独秀颇有几分相似。
1962年2月24日,72岁的胡适在台湾的一场鸡尾酒会上发表演说,那场演说的内容涉及“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等话题,他始终慷慨激昂,早已忘记自己久病初愈的身体,说到激动处他当场昏厥、后脑着地,当天便在台北医院去世。
晚年的陈独秀和胡适,依然坚守着自己的思想,或笔耕不辍,或据理力争,这让人不禁想起梁启超的一句名言:“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此二人,正可谓得其所哉!
星期六晚上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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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非知己莫与谈——陈独秀胡适交往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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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吴晓倩、子凌、晓静